hwgc 彭德怀在高压下虽然仍敢于坚持事实，但他内心也发生了怀疑，承认自己主观愿望是好的，但在客观上给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带来了损害。
本文不可能对这三方面进行全面的讨论，而把重点放在文革前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心态与政治文化转化的探讨上。在新政权建立以后，外在标准就日益模糊了。
这就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也就是毛泽东思想，以适合中国的国情。从文革以后揭露的事实来看，在历次运动中受迫害的人，当然许多是由于他们当时的政治表现不符合党的方针政策，但有相当多的人是与单位领导不合而被冤枉。19文革前，毛泽东思想中的人生观道德观主要体现在《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这被称为老三篇的三篇文章中。其实，文革后文坛上大量以知识分子问题为素材的文学作品以及理论文章，已开始正视这一现象。由这一模式很好理解上述现象。
有的学者则指出知识分子不断卑微化的过程，早在五四时期就开始了。这时也就出现了文革中、后期的幻灭。而争取民族独立的实现，极大地鼓舞了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信心。
而在新传统的道德修身模式中，每个人即没有内在的良知资源可以凭借，自己的立场是否正确又不能由自己来判定，甚至学马列也不能表明自己的立场，这样，他们唯一可以为自己辩护的理由就是，自己主观上是从无产阶级利益出发的，但由于没有改造好，客观上又做了损害无产阶级利益的事。他在《行宫便殿奏札二》中说：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道统与政统的合一：毛泽东思想绝对权威的确立 上一节中讨论分析了儒家化的马克思主义的道德修身模式与传统的异同，可以看出，在新传统中，道德勇气只可能来自两个较外在的标准，一是学习马列毛经典，二是政治表现的外在评价。儒家传统中立德、立言、立功三不朽的顺序，表明了这种价值取向。
其次，新政权建立后用这种新传统的道德理想主义对知识分子进行改造时，像我们在上一节中分析的那样，一方面很容易整体性地摧垮知识分子传统的道德勇气的三个资源，另一方面又提供了一个内容不同而结构类似的新价值体系，对知识分子产生了强烈的吸引力，使知识分子较容易地完成价值系统的转化。实际上，有关中国知识分子和当代政治文化的关系，是近几年才兴起并引起社会普遍关注的课题。
费孝通、吴景超、陈振汉等人，如果说他们也学过马列主义，就属于这一种。在批判别人和所谓四旧时，表现出政治热情高涨和充满道德勇气，毫不留情，甚至六亲不认。但同时在抗拒社会不公正地批评自己时，又表现得十分软弱。因此，我提出文革前大陆知识分子道德勇气的沦丧，就应该有一个文化价值的坐标，即这一命题是在跳出了文革前一度占主导地位的政治文化的价值系统，来看当时知识分子时得出的判断。
也就是说，一九四九年以后，大陆知识分子一方面继承了传统政治文化的模式，同时，现实的命运又迫使他们经历了一个道德勇气逐步沦丧的过程。其中争议最大的是：中国知识分子是否具有独立人格或道德勇气？大陆许多知识分子，特别是中青年学者强调，两千余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始终没有摆脱对官僚政治的依附。这一传统把立德、立言、立功三个层次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并可以互相转化。如果人们从这一个角度来讨论，也可以理出一条清晰的脉络，这就是这种力图保持平衡、防止立场中心主义膨胀的尝试步步为营、步步后退，最终失败的过程。
它对中国文化的重建有着重大影响。因此，如果从价值体系本身的演变来看，文革前知识分子道德勇气的不断沉沦，是和儒家化马克思主义的道德价值系统的不断发展、以至于到极端，是同步的。
当作为知识体系出现的经典著作越来越不重要时，经典和知识作为知识分子道德勇气的资源，也就被彻底摧毁了。杨振宁于一九六二年在日内瓦曾见到父亲——著名数学家杨武之和母亲。
由这一模式很好理解上述现象。虽然五四以后中国知识界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出现了思想分化和价值混乱，封建礼教和以皇权为中心的政治秩序已荡然无存，但知识分子激越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情绪，仍然是传统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使命感的表现，追求一个天下为公的道德政治，依然是他们的社会理想。由于这三个层面不可分割、而且可以互相转化，就造成了儒生对成仁的途径，可以强调不同的侧面，从而形成不同的流派，对道德勇气的来源也有不同的侧重。而纯化立场和努力学经典只是个人修养（或动机问题），还必须从每个人的政治行为来判别他是否忠于革命事业（效果问题）。任何既成的经典，包括毛泽东已经发表的著作，都不能作为最后的理论依据了。也就是说，在共产党的文化传统中，儒家圣王的理想，终于在毛泽东身上实现了。
而新传统的这一特点，使认同这一价值体系的人很难在内心的道德感、学习经典及外部政治表现三者之间取得相对平衡，而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不得不表现得越来越左，直至发展到文革中外部政治表现的标准也失去了，从而使这个价值系统在幻灭中开始瓦解。又根据存在决定意识的理论，一切文化思想、艺术建筑及个人道德情感，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
从当时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文献来看，摧垮知识分子内心残存的传统儒家式的道德勇气三大资源是整体性的，同步进行的。但在五十年代初，中国知识分子的这最后一点道德勇气的内在资源——诉诸于人性中的良知——受到的批判也最为彻底。
这种观点在文革前一直在发展，直到提出知识越多越反动。对于出身不好的人来说（他们在知识分子中占绝大多数），他们必须背叛自己的阶级出身。
因为，当外部规范性行为准则和儒家经典不能再向知识分子提供道德勇气来源时，儒生只有转向内在的良知作为道德勇气的凭借，这时就出现了道德勇气来源的立足点从外向内转移的文化现象。他强调君子博学而参省乎己。而这些政治行为，完全靠是否符合党在一个时期的方针政策、或者靠是否被所在工作单位的政治领导所认可来判定。他在五十年代初撰文《中国百年来知识分子缺乏气慨之事实与其缘由之进一步的说明》指出：早在胡林翼看到长江上的美国炮舰后深受刺激，回营吐血后抑郁而终为开端，中国知识分子的道德勇气就开始丧失了。
尽管道德政治是儒家的政治理想，但皇帝不是圣人，儒生们可以用儒家经典对皇帝的要求来批评国策和皇帝本人，可以为王者师。10这样，传统的道德勇气的第一个来源，对于旧知识分子来说就不复存在了。
新政权建立之初，其廉洁奉公和有效率的管理，也和一九四九年前的中国形成鲜明对照。众所周知，一九四九年以后大陆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是毛泽东思想。
我认为，当时除了少数共产党内已经信仰马列主义知识分子外，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的价值系统，在深层结构上仍然相当传统，他们的终极关怀还是儒家传统的道德理想主义。文革中有一个突出的政治文化现象，这就是人人都是批判家。
而传统的道德修养中，人可以致良知，由自己来判定是否道德。同时也意味着用马列经典理论来约束或批评毛泽东的能力在不断减弱。而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生着剧烈的变迁。经过思想改造运动，批判胡风反党集团，反右斗争，拔白旗插红旗，反左倾，四清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等一系列的政治运动，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都逐步接受了这种与传统同构的新道德理想主义价值系统。
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对知识分子道德勇气最大动摇的，是对他们文化知识优越感的摧毁。当这一价值系统受到怀疑时，知识分子的道德勇气又开始部分恢复了。
在《修养》中，刘少奇提出把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始人一生的言行，事业和崇高品质作为我们锻炼和修养的模范。政权的性质和世界革命的目标，是维系在每个人道德理想的实现上。
杨振宁描述了这次会面：父亲向我介绍了许多新中国的建设和新中国的思想。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如果仅靠马列经典原著并不能有效地指导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
